巴西鐵花用途（百合竹和巴西鐵區(qū)別）

類別：廢品回收新聞作者：jackchao 發(fā)布時間：2022-02-04 瀏覽人次：1740

版本學是一門應用科學，或者說是一門實學，具有很強的實踐性。對有關版本目錄的書籍，只能作學習參考，不能盲目迷信。舉葉德輝的《書林清話》為例，這部書大名鼎鼎，是學習版本知識的入門書，但他講的有些版本自己并未經眼，而是根據(jù)清季各家藏書目錄的材料分析歸納，結果就存在問題。譬如他在講“宋本不如元本”條中舉唐許渾《丁卯集》的例子，認為宋本收錄許氏詩歌要比元本少很多。然而他不知道宋代至少有浙刻與蜀刻兩個不同版本系統(tǒng)，他了解的宋本是浙刻本，而元本源出蜀刻本。類似問題還有，不一一例舉。我更推崇傅增湘，他不僅經驗豐富，學問做得也扎實，他的《藏園群書題記》對我們如何研究版本、評估版本價值很有啟發(fā)。今天我來這里講演，亦是趕鴨子上架，大家姑妄聽之，當你有了一定的實踐經驗，你會作出自己的判斷，也會對我提出批評。所以，今天我們的交流只是開始，相信這種交流隨著古籍普查工作的深入會繼續(xù)。書囊無底，如果大家有機會經常交流心得，相互幫助，取長補短，那么我們的事業(yè)就有希望。

稿本簡述

一、稿本的種類

稿本是詩文的原始文字記錄?！案濉庇肿鳌胺X”，亦作“藳”，古時候“稾”、“藳”同用，而“稿”則是“稾”的異體字?！妒酚洝で袀鳌酚性疲骸皯淹跏骨鞛閼椓睿綄俨莘X未定，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，屈平不與?！眲t“稿”的含義之一即指文字作品的草稾，即未經修改厘定或正式發(fā)布（傳抄或印行）之前的文本。但對稿本的認定，又非那么簡單，因為一部著作發(fā)布后，仍有作者或他人再事修改的情況，這就要從實際出發(fā)，作出客觀準確的鑒定。

稿本的名目繁多，就其形成過程而言，大致可分為初稿、修改稿與定稿三種。

初稿本是作者首次撰寫的書稿，除極少有一氣呵成不事修改者外，大都成草稿狀態(tài)，信手寫來，不拘法度，涂抺鉤乙，隨意為之，作者但求構思成文而已，至于文本之視覺效果則無暇顧及。因而閱覽初稿本，即便作者是書法家，讀者亦每有辨文識字不易之困難。如現(xiàn)藏澳門中央圖書館的《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》，舊為吳興劉氏嘉業(yè)堂插架之物，主人劉承干曾請人整理謄錄一過，今視其錄本，與原稿文字頗有出入，經友人吳格教授費數(shù)年之功悉心校核，方始完善（2005年由上?？萍嘉墨I出版社出版）。

修改稿本是指經作者或其親屬、門生、友朋修訂改寫過的稿本。俗話說“三易其稿”，即一書（文）的成立，需經多次修改，因此修改稿本往往並非一種，只不過有的修改稿在發(fā)布之前有意毀棄，或在流傳過程中亡佚，后人不得而見罷了。清代著名學者全祖望為了整理辨析《水經注》各傳本淆亂的數(shù)百條經文與注文，曾先后進行了七次校勘，也就是說有七種不同的稿本，相對首次校稿，其后六次皆可視為修改稿本，今上海圖書館所藏之稿題為“重校本”。

對書稿的修改，通常是在對初稿重新謄錄后的本子上進行的，但亦有直接在初稿本上進行修改者?，F(xiàn)藏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的五種翁方綱手稿，即《易附記》、《書附記》、《詩附記》、《禮記附記》、《春秋附記》，皆在初稿本上數(shù)事修改。如《易附記》歷經嘉慶五年庚申、嘉慶八年癸亥、嘉慶十七年壬申、嘉慶二十年乙亥四次覆核修改，都有題署?！稌接洝冯m未注明修改年月，但觀其目錄，初稿僅以墨筆書其篇名葉數(shù)，修改時則以朱筆分其卷次，並增小序云：“讀《尚書》舊積諸條，通加次第排訂之，成一十四卷。愚以古文之真否，概不置辨。于前儒所謂錯簡脫亂者，則不敢以為然，是以寧多缺焉。嘉慶二年夏閏六月二十八日?！焙笥忠灾旃P旁注：“此小序寫于首卷三行‘虞書’一行之前。抄寫之式照《詩附記》?！眲t該稿至少兩度修改后方始定稿。《詩附記》除有翁氏嘉慶元年與八年覆核題署外，卷首又有其題識云：“《詩附記》始自癸丑秋，至今嘉慶癸亥夏。溫肄《十四經》，凡得《附記》粗具草稿七十二卷。更當日日虛衷研覈，無怠無怠。夏六月，方綱又識?！贝祟}識告訴人們兩點，一是《詩附記》草創(chuàng)于乾隆五十八年，歷經修改后于嘉慶八年基本定稿；二是翁氏共撰諸經《附記》十四種凡七十二卷，總體上說，至嘉慶八年仍未修改完成?！抖Y記附記》有“癸亥五月七日覆核”、“丙寅七月五日覆核”題署，卷內凡于謄清時需作版式提示者，均以朱筆記注?！洞呵锔接洝窊?jù)其題署，于嘉慶六年辛酉、八年癸亥、十一年丙寅、十四年己巳及二十年乙亥先后覆核，並經兩度厘訂。此為在初稿本上進行修改的典型例子。

此外，作者對其著作之修改不僅在謄錄本或初稿本上進行，也有該書印行之后在印本上繼續(xù)作批校修改者，皆應視為修改稿本。復舉翁方綱《春秋附記》為例，翁氏曾先將此稿中的卷六《春秋分年系傳表》刻印單行，但印行之后又在刻本上修改，並在目錄中注云：“獨此一卷有刻板，然內有添入處。如再刷印一本，仍照添入。已有刷樣一本，已添入矣?！逼涮砣胫?，在“僖公二十四年”條末（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此刻本之底稿，即翁氏定稿所錄刻本，恐無此添入文字），詳見《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》，茲不贅錄。再舉章太炎《訄書》為例，該書光緒二十五年在蘇州刻印后，章氏在刻本上曾數(shù)次修改，上圖即藏有其修改並重訂目錄之本。光緒三十年重新出版鉛印本，而在宣統(tǒng)二年，他于日本又在鉛印本上作大量增刪，最后連書名亦予更改，題為《檢論》（此本藏中國國家圖書館）。

定稿本，是指最終修改完成的稿本，通常經過重新寫定，書面整潔，而不是草稿面目。但有的修改稿本因已修改完成，實際上亦是定稿本，或者說是最初的定稿本，而重新寫定之本只是其副本。這種情況就比較復雜，需通過與初稿本、其他修改稿本或者寫定副本甚至印本的校勘比對之后才能確定。經重新寫定的副本稱為清稿本，又稱謄清稿本。謄清稿本一般請門人錄寫，也有作者自己書寫。有的定稿本為了付刻，直接用宋體或楷體寫在雕版格式的紙上（多為紅格紙），以便給刻工粘在木板上雕刻付印，這也屬于謄清稿本的一種形式，但因其功用，專稱為寫樣本或寫樣待刻稿本。按理，如經雕刻，寫樣本當不存在，現(xiàn)之所以有寫樣本流傳于世，其原因大致有二，一是該寫樣不符要求而棄用，二是該書因故未刻或未及刊刻。不過，翻刻本亦須寫樣，如果有這種寫樣本流傳，須作考訂分析予以辨別，因為這種寫樣本不屬稿本之列。

雖然稿本有初稿、修改稿與定稿之分，但曩昔各家公私書目卻每以“手稿本”、“稿本”、“清稿本”等名稱著錄之（即全文皆為作者親筆書寫者稱“手稿本”，由他人謄錄復經作者親筆修改者稱“稿本”，全文為他人謄錄者則稱“清稿本”或“謄清稿本”。如果由作者親自謄錄，當然亦稱“手稿本”）。這主要因為編目者囿于客觀條件，難以對各稿本進行深入的校核辨識，只能就其形態(tài)予以客觀著錄。再者，一般傳統(tǒng)目錄的著錄要求較簡略，只需著錄對版本鑒定的結果便可，如果欲對稿本的形成過程與相互間的內在聯(lián)系作進一步揭示，唯有通過考辨，以撰寫書志的方式才能做到，而這又不是輕而易舉之事，因為客觀上往往不具備條件。

二、稿本的價值

評判稿本的價值，如同評判其他版本一樣，不出文物價值與文獻價值兩個方面，當然也要結合稿本固有的特點。假如從廣義上說各類寫本都是孤本的話，稿本就更顯可貴，因為它是一書不同版本的祖本。至于名人手稿，其書跡往往便是藝術珍品，其文物價值是不言而喻的。那么稿本是否歷來一直受到人們珍惜呵護呢？我們先檢覽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，該書目著錄各種版本約五萬七千余部，而收錄的稿本不足四千部。在這批為數(shù)寥寥的稿本中，明代中期以前的稿本更極稀見，大都為明代后期及清代的稿本。于是人們意識到保存稿本要比保存其他版本困難，因其流傳稀少，所以更可珍貴。結果是客觀存在的，但原因何在呢？似乎沒人認真思考過。我認為，除了天災人禍等相同原因造成古籍損毀之外，當古籍版本學尚未形成與成熟，尤其當人們對古籍版本的文物價值尚未充分認識之前，稿本其實並未受到特別重視，似乎一旦該書刻印流布，稿本的作用也就隨之消亡，不必刻意保存。這是明中期以前流傳稀見極為重要的原因，並非妄加揣測，其他古籍版本的保存與流傳也有類似情況。在明初，宋元刻本並不珍貴，等到流傳稀少，藏書家才奉若至寶，由于印本總比稿本量多，故客觀上稿本流傳更少。即使國圖藏有司馬光的《資治通鑑》殘稿，很可能是作為書法作品而得以保存的。因為在清代以前的藏書目錄中幾乎沒有稿本的著錄，而在書畫目錄中，卻有早至元代以前的手稿，說明當時人們注重的是名家的書法。而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尚能收錄近四千部明末及清代的稿本，即這批稿本尚能流傳至今，主要原因也是在它們顯現(xiàn)出文物價值，或者說是后人認識到其文物價值（當然也包括文獻價值，尤其是未經刊刻的稿本）之后才得以保存下來的。從這一現(xiàn)象也可說明版本學的形成在明中期以后，清代則進入較為成熟的時期，而版本學的重要功用之一就是評估版本的文物價值。明乎此，一個具有前瞻意識的古籍版本愛好者，是不會對稿本（包括近當代有價值的稿本或名人手稿）輕忽而放棄任何收藏機會的。

稿本盡管形態(tài)、名目不一，但具有一個共同特點，即無傳抄、刊刻可能帶來的訛誤，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。在評判稿本的文獻價值時，人們習慣將稿本分為未刻稿與已刻稿（確切地說當為未印稿與已印稿）兩部分來討論，重點則放在已刻稿本上，因為未刻稿本無論形成與內容，是真正意義上的孤本，其版本價值是人所共知的。而對于已刻稿本的文獻價值，則有被忽略的情況，似乎一經刻印或抄寫流傳，該稿本僅存文物價值而已。其實不然。因為第一，稿本的鉤乙增刪面貌，刻印本或傳抄本往往不得而見，只有通過原稿，方可識得作者著書為學之歷程。前文所言章太炎從《訄書》到《檢論》的數(shù)種修改稿至為典型，無疑是研究其思想的重要資料。又如上圖藏有清代學者沈大成（1700—1771）的《學福齋詩文集》稿本，與沈氏去世后刻于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）的五十七卷本《學福齋詩文集》相比較，此稿本篇帙不全，卷次亦不相連屬，計存詩卷十二至十六前半（以上題名《百一詩鈔》），卷十九至二十一前半、二十五后半至二十六、三十一至三十五（以上題名《竹西詩鈔》）；存文卷五、十至十四，當非最終定稿，但皆經作者親筆修改校訂，或選或刪，或選而未刻，或刪而復收，字勘句酌，極為慎重，從中可以獲知他對自己詩文的評判，並可了解他在生前對該書的出版傾注了大量心血。在刪去的文字中，有《項貢甫畫梅短歌》七古一首，中有句云：“我聞冬心老狂客，一幅一縑索畫直。豈知皆出兄手中，可憐贗鼎無人識?！鄙蚴献宰⒌溃骸敖饓坶T在日，常倩兄畫梅而自署其上?！苯饓坶T即“揚州八怪”之一金農，號冬心，畫梅冠絕一時。其所著《畫梅題記》一書中有關于弟子項均追隨他學詩作畫的記載，並贊譽項均畫梅“小心作瘦枝，盡蕭閑之能”，為師得意之情躍然。則項貢甫應當就是項均。學生為師代筆，似乎尋常，但每流于傳聞，捕風捉影，真如沈氏鑿鑿言諸詩文者卻也少見。然而慮及朋友情誼，沈大成終究不愿此事顯于世而一筆予以刪削。金農畫梅之作世人奉若珍寶，可以想象，曾經上當受騙而花了冤枉錢之人有不知幾何，若不是此部稿本得以幸存，那么這段有趣的藝林掌故或許至今不為人所知。則稿本之珍貴，于此可見一斑。第二，一書雖已抄寫或刻印流傳，但作者再事修改整理而未及重新刊刻，這種稿本則可補通行本的不足。如清臧庸《韓詩遺說》一書，傳世抄本及刻本皆源出未校正前之舊稿，而上圖所藏的稿本，正是其后來重校厘定之本。這部稿本是應阮元高足朱為弼求賜此書抄本而重加修訂的。其題跋云：“此庸舊輯本。嘉慶己巳三月，晤嘉善朱椒堂駕部于杭州撫署，索鈔此冊寄都中。余假歸里門，為校正數(shù)事，命奴子潘壽寫以詒之，余為復勘。時四月十九日，用中記于常州岳園。”將該稿與通行本作比勘，知臧氏此次對舊輯本的校正包括三個方面：首先在體例上（包括格式行文等）作了調整；其次是糾正了原本的衍奪訛誤；最重要的是在內容上進行了補充，如《權輿》“於我乎，夏屋渠渠”句，《韓傳》“殷商屋而夏門也”，刻本則無此條，而是將“殷商屋而夏門也”列入《諸書引韓詩未詳所屬者十七條》內。今檢此稿，未詳所出者僅十六條，因知此條屬臧氏后來考出者?？梢娺@部稿本比現(xiàn)存的抄本與刻本來得精確完備。第三，稿本可糾正刻本之舛誤。如清沈欽韓《兩漢書疏證》，雖然已有光緒間浙江書局刻本通行，且浙局刻書于?？币皇滤赜休^好口碑，孰料該書錯得離奇，竟然將《后漢書》中的缺卷，謬以《藝文志》羼入。

而沈氏《兩漢書疏證》的稿本今仍存于世，如果將它們匯集整理出版，則浙江書局本可以廢置。第四，某些內容印本未收，稿本可作補充。所謂印本未收，既非指作者自己刪削，也不是如臧庸《韓詩遺說》稿本那樣后來又作校正，而是指其內容原本固有，但事出有因，刻印時未予收入。如清焦循《憶書》手稿，凡一百三十余條，趙之謙刻入《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》時刪去了十條專門揭露社會陰暗面的文字。趙氏十分欽佩焦循，本人也是憤世嫉俗之士，他刪去這些內容肯定有難言苦衷。但對讀者而言，一旦知道稿本還藏在上海圖書館，那么對刻本是不會感到滿足的。又如清林則徐《粵海即事詩》，稿本錄詩十八首，撰于鴉片戰(zhàn)爭時期琦善所主和局失敗廣州被圍時，編刻林氏《云左山房詩鈔》者恐觸時忌，未予收錄，則后來重輯林氏詩集者，可據(jù)此稿本補入。如此種種，都說明已刻稿本同樣值得珍視。第五，稿本經他人任意刪改，導致文意失實。惟賴原稿，才能了解作者真實思想。如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的自述，刻印本即出于曾國藩的刪定，以資料可靠程度而言，無疑以原稿為佳。

又如李慈銘《越縵堂日記》二十八卷手稿本，記事自咸豐四年春至同治二年三月，生前曾被其表弟山陰陳壽祺（字珊士）借讀，業(yè)經涂改，李氏氣憤之極，于壬集封面題曰：“是書為珊士借去，中被墨涴甚多”，“文之佳惡吾自荷之，何勞他人饒舌”；並言“剜補以后，日記更不假人”。然其去世后，民國二十五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此稿時，又經蔡元培刪改，或許蔡氏出于善意，但終非李氏原來思想。今該稿藏上海圖書館，蔡氏刪改之粘簽亦保留在上，其文獻價值自然要高于影印本。

附帶說一下，書信亦是手稿的重要組成部分。古代書信稱名或異，如帖、啟、箋、移、簡、牘、書、札等。其文字長者可累數(shù)百言，短者僅單辭詞組，有的述事闡幽；有的宣情吐臆，旨雖專于辭達，語則可以觀文。至于其書法，信手寫來，自然天成，氣韻生動，姿態(tài)萬狀，鑒賞家、收藏家們珍之若美珠文玉。

歷代學者皆注重書信的學術價值，先秦兩漢之史傳每有采摭，魏晉六朝的別集、總集則獨辟類目。迨至兩宋，或一人之手札單刻別行，或眾人之尺牘薈萃發(fā)布。自是而后，書信代有?？?，其于研究文學、歷史與社會、個人，起著其它史料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盡管如此，前人于傳世書信手稿的研究與整理成果有限，今人在此學術領域有著廣闊馳騁空間，大可作為。即從文獻學角度而言，書信同其它稿本相類似，亦存在不同版本。明人葉向高自序其《后綸扉尺牘》有言：“余生平尺牘皆焚其稿，惟前次在綸扉有關系時政者間存之，以附于奏草之后?！庇衷唬骸皺z諸尺牘，凡屬寒暄，悉投水火。所余無幾，乃政地之艱難，疆事之得失，大較可見。他日尚論者，亦或有考焉。”可見古人寫信有留存底稿的情況，以待將來刊刻別集之用。這種底稿相對對方所收之信件當屬另一稿本。其面貌有的是草稿，乃所發(fā)信件之初稿；有的書寫頗規(guī)正，則是所發(fā)信件之錄副。而當其書信公開發(fā)表時，文字又會因人事或辭章等各種因素有所改動，人們只要檢覽上圖所藏明末侯峒曾、岐曾兄弟尺牘手稿，即可略知古人書信之原件、留存底稿與印本的內容往往存在異同。因而書信存在著不同版本，具有不同的文獻價值。對此，以往文獻家們很少關注。

當然，對傳世書信欲作廣泛深入的研究，編制專題目錄是首要而最基礎的工作。不可否認，書信因其為零簡散札，較之其它稿本更不易收集保存，而許多收藏家往往又是將書信作為書法藝術作品加以收藏。因此，歷來私藏之家?guī)缀鯖]有以書信為專題的收藏目錄，而公藏之家亦未對所藏書信作過全面的整理。誠然舊物日益難得，但事實上當今各大圖書館、博物館已擁有大量明、淸、近代藏品，若能有計劃有規(guī)模地進行整理，摸淸家底，編成專目（館藏目錄乃至各館聯(lián)合目錄），對書信本身及相關學術領域的深入研究，其所產生的影響與幫助將是無可估量的。

三、稿本的鑒定

鑒定稿本比鑒定印本難度大。首先，一書之稿本雖可能有初稿、修改稿、定稿數(shù)種存在。但每種面目各自不同，都為單一的版本品種，皆可視為孤本，況且很少有各種稿本都完善保存至今者，那么相較印本，客觀上便缺乏鑒定參證資料。其次，稿本的書面風格雖然每含時代氣息，但又極具個性化，不似印本能大致總結出規(guī)律性的現(xiàn)象與特征。再者，稿本與抄本之間亦存在不易區(qū)分的情況，如經謄清的稿本，若無編著者的標記（專用稿紙、鈐印等）或手跡，很容易與抄本混淆；而一些較為冷門的抄本，因其書罕見流傳，亦往往會被誤定為稿本。鑒定稿本的要點在于確定該書出于那個時代、何人之手（簡單判斷是否稿本，並不太困難，尤其是初稿或修改稿，卷面每有涂改、鉤乙、粘簽、剪貼等特征），其真?zhèn)稳绾?，以及該稿本的性質與價值。關于判斷稿本的性質與價值，我們可以借助?？钡仁侄?，而鑒定其真?zhèn)?，則往往要依仗字跡的比對。與鑒定抄本、批校本相通，盡管鑒定稿本也可采取如同鑒定印本之法，即通過紙張、諱字、鈐印等因素識別，但要斷定其出自何人之手（包括正文與題跋），倘若沒有字跡比對，是很難把握的。因此，鑒定稿本（包括抄本、批校本），除了需要一定的書法修養(yǎng)之外（鑒定印本也如是），更強調實踐經驗，書本知識至多是入門的參考。正是出于這樣一種理念，我們在2000年編纂出版了《中國古籍稿抄校本圖錄》一書。毋容諱言，此書收入品種有限，亟待充實完善，但我們很高興看到該書出版后，其資料已被人們廣泛借鑒取用。當然，圖書館、博物館所收藏的尺牘、題跋以及相關的影印文獻皆可作為鑒定手跡的參考比對資料，應盡可能加以利用。

對有些個案，須作考證才能判定是否為稿本的情況，因其特殊性，這里無法一一例舉。茲專就我在編目實踐中遇到對稿本的認識與鑒定問題，因其具有共性，則不避繁瑣，舉例提出，求教同行，以供大家參考。

1、有該書作者批校題跋者應作稿本例

有的書雖然是抄本或刻本，但有作者親筆批校題跋者應視作稿本，然而這樣的稿本往往被編目者忽略，其版本價值未被充分揭示。如上海圖書館所藏清吳騫撰《觀復堂藏書總目》一卷《分目》一卷《拜經樓分撥總記》一卷，有吳騫手書題跋，亦僅著錄為“吳氏拜經樓抄本”，實際上是吳騫的稿本。再如上圖所藏清錢儀吉撰《廬江錢氏藝文略》，雖然是嘉慶十三年刻本，但上有錢氏親筆批語，亦應定為稿本?；蛟S編目者不識錢氏筆跡，抑或不以為是稿本，遂使此本長期置于普通本書庫。又如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清黃丕烈撰《求古居宋本書目》一卷，系黃氏家抄，復經黃丕烈手校並題跋，當為稿本，卻著錄為“清嘉慶十七年黃氏求古居抄本”。

2、謄清稿本誤作抄本例

有的同行將謄清稿本歸入抄本之列，似有其道理。但我認為其價值與抄本不能同日而語，擬以區(qū)分為妥。如中國國圖書館所藏清祁寯藻輯《甘肅查辦全集》不分卷，有祁氏手書題款，著錄為“清抄本”，頗疑此本實為謄清稿本。

而更多情況是，編目者不知為謄清稿本，誤以為是抄本。如上海圖書館所藏清凌廷堪撰《禮經釋例》十三卷（缺卷十一至十三），原以抄本著錄，檢覽其本，雖無凌氏手跡，亦無其印章，但用版心下鐫“校禮堂”蘭格稿紙抄寫，校禮堂即凌氏室名，因而該本當定為謄清稿本。又如上圖所藏清阮芝生撰《春秋傳說從長》十二卷，原著錄為清抄本。是書乃芝生讀《春秋》心得，前存翁方綱序，謂“傳說從長”者，蓋芝生謙不敢自任也。該本卷內有墨筆刪正批校，多出翁氏之手，則此當為謄清稿本復呈翁方綱閱正者?；蛞蛭淌现蛭南嫡埲酥`錄，所鈐印章之印色又欠佳，編目者失察，故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亦未收錄。再如《上海圖書館地方志目錄》著錄清抄本焦循《邗記》六卷，間有勾乙改正之處，並鈐有“焦循學”、“里堂草稿”印章，實為謄清稿本，但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失收。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二卷與六卷稿本各一部，疑皆為早于上圖藏本之初稿或修改稿本，可互校異同。

3、批校本實為稿本例

有的批校本作為刻本之底本，應作稿本觀。如上海圖書館所藏清抄本《三朝北盟會編》，曾經吳城、江聲、朱文藻、彭元瑞等先后?？保Q善于該書諸傳本；又嘗作《四庫》底本，館臣竄易刪削面目宛然。光緒三十一年，許涵度藩蜀時即據(jù)以刻印流傳，則此本應視為稿本而非尋常抄本或批校本。二十多年前，上圖曾擬印館藏稿本叢書，顧廷龍先生即將此本列為首選。又如上圖所藏明馮夢禎校本《三國志》（存《魏志》卷一至二、六至八），雖然校于元刻明嘉靖南監(jiān)修本之上，但恰是馮氏于萬歷二十四年任南京國子監(jiān)祭酒時?？獭度龂尽返牡妆荆鄬θf歷新刻本（此本甚有影響），該馮氏校本當然應視作稿本。

此外，又有看似批校本，實為批校者自成一書的情況，這種批校本即為稿本。如上圖所藏清陳鳣所撰《恒言廣證》六卷，寫于嘉慶十年刻本錢大昕纂《恒言錄》之上。陳氏于錢氏各條皆有補證，楷書于天頭，又于原本引書篇第及訛誤之處亦注改在行間，卷末有跋文一篇，因紙敝損蝕，其秉筆之意及從事之年均不可曉。顧廷龍先生因檢羊復禮所刻陳氏《簡莊文鈔續(xù)編》，中有《恒言廣證敘》一篇，遂校讀兩文，發(fā)覺構造雖異，大旨則同；《敘》云“疏記上下，積而成帙”，知當別有謄錄之本，改定跋文為序，以冠諸首；而光緒十四年羊氏刻《簡莊文鈔》跋文中又有“《恒言廣證》六卷，舊為吳氏竹初山房所藏，今亦存亡莫卜”之語，顧先生因據(jù)以考定此本正是陳氏《恒言廣證》稿本。不過，要將類似本子定為稿本須慎重，如果不通過考訂，缺乏依據(jù)，即使批校滿卷，也不能輕率下稿本的結論。

4、編輯稿本誤作抄本例

有不少編輯稿本，尤其是經后人整理，整理者實為副作者（或稱第二責任者）的輯稿，往往為人們所忽略。譬如清人鮑廷博曾兩度校輯元代鄧文原《巴西鄧先生文集》一書，其初次校輯事畢，曾謄錄分贈友朋，今上海圖書館收藏，卻被人認為是偽造之本。而上圖又藏有鮑氏嘉慶十七年再度校輯之本，其《補遺》一卷中，《跋歐陽率更子奇帖》、《跋唐臨十七帖》、《跋米南宮書》、《與本齋書》、《跋鮮于伯機遺墨》、《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吳公聽松風像贊》、《跋顏魯公書朱巨川誥》、《四書通序》等篇，為初次校輯本所無，而《四書通序》一篇為鮑氏親筆抄寫。由于此本輯稿的存在，證明了第一次輯本的不偽，然而這部輯稿同樣僅被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著錄為“清鮑氏知不足齋抄本”。又如清江藩所撰《爾雅小箋》，草創(chuàng)于乾隆四十三年，原名《爾雅正字》，道光元年重訂，厘為三卷，易名《爾雅小箋》。道光十一年江氏去世，由汪熹孫重新整理為二卷，未及付梓，后費念慈據(jù)汪氏整理本傳抄，並于光緒十九年借予徐乃昌刊刻，那么上圖收藏的這部有汪熹孫跋與費念慈等題識的“清抄本”，實為汪氏輯稿（順便提及，徐氏刻本有初印與后印之別，上圖藏有初印本，經徐氏手校，現(xiàn)所傳印入《鄦齋叢書》之本，多為徐氏校改后印本，后印本與汪氏輯本有文字異同）。再如南京圖書館所藏清吳曾英《覆瓿叢談》二卷，系繆朝荃的輯稿，不僅有繆氏校跋，又是繆氏輯刻《東倉書庫叢刻初編》之底本，但仍被著錄為“清光緒五年繆氏紉蘭庵抄本”。

上述種種分明是稿本而卻以抄本、校本對待的現(xiàn)象，在學術界較為普遍，說明迄今為止版本之學尚未被人們熟悉與掌握，因而版本尤其是稿本的價值也未被充分認識與研究利用。這里再舉人所共曉的《四庫全書》為例。盡管當代已有不少人將《四庫》作為專門之學來研究，暸解到七部《四庫全書》存在著各種差異，因此在引用《四庫》本時，倘若不注明引用那一閣本，會引起岐義，被人笑話。但當今有多少人識到這七部閣本實際上都是不同的稿本呢？而當人們熱衷于影印現(xiàn)存的幾部《四庫全書》乃至編印《四庫存目叢書》等，又有誰能不惟商業(yè)利益，甘愿下苦功夫搜集、鑒別現(xiàn)存《四庫》底本，不惜代價將之匯集出版以嘉惠學林呢？須知許多《四庫》底本（如上圖所藏《三朝北盟會編》之類）亦都是實際意義上的稿本，其文獻價值遠非《四庫》本所能替代的。

抄本簡述

一、抄本的名目

在雕版印刷發(fā)明之前，圖書主要以抄寫流傳，其載體先是竹木簡與帛素，隨著紙的發(fā)明，尤其是植物纖維出現(xiàn)以后，人們便開始利用紙作為書寫材料。但在東漢時，簡和素依然的書籍的主要材料。即使到了魏晉時代，紙書漸多，但官府公牘仍以簡為主。直到東晉末年，桓玄下令“古者無紙故用簡，今諸用簡者，宜以黃紙代之”（《見太平御覽》卷605），紙才成為普通的書籍材料。而在東漢至南北朝期間，歷史、思想、文化、科學諸領域著作層出不窮，佛教的傳入與道教的流行又產生出許多新學問、新知識，書籍的數(shù)量大大超邁前代。這些書皆寫于紙上，由于原材料與抄寫都很便利，因而書籍的生產、流傳、收藏也較為容易，不僅使政府藏書大為充實，同時也出現(xiàn)了眾多的私人藏書家。據(jù)史籍記載，南北朝時書籍已趨于商品化了，不僅有書店，還有專門以抄書為業(yè)的行當。特別是在那佛教盛行的時代，一些重要的佛教經典社會需求面廣量大，代抄佛經隨即成為熱門營生。這種風氣一直沿續(xù)至唐五代。按理，宋本除刊刻當代人著作或許出自稿本者外，凡刊刻五代以前著作大多源于抄本。但我們現(xiàn)在所能見到唐五代以前的抄本，以佛經居多，文史、語言、藝術等類古籍頗為鮮見。

宋代雕版印刷既盛行，從而刻本取代抄本成為圖書流傳的主要形式，但抄本並未因此消亡。因為傳世書籍眾多，有些書出于某種原因無法刊刻；或者人們因不獲刻本而需通過抄錄以補充藏書或配殘本之缺；或者有的書出于特殊需要編纂，如帝王實錄及出于個人治學所用的節(jié)本、匯編本，只要抄寫便足敷使用；而《永樂大典》、《四庫全書》這樣的鴻篇巨帙，官方也無力付梓；也有純粹出于愛好玩賞而抄寫；種種因素，使得抄本依然成為圖書流傳不可或缺的形式?？梢姡谟∷⑿g已流行的時代，抄本的并行流傳在某種程度上補充了印本的不足。

有這樣一個人所共知的現(xiàn)象，即流傳至今的宋元抄本極少，而明清抄本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的抄本數(shù)量很大。僅就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而言，其總共收錄善本古籍5萬6千余部，其中抄本（主要是明清抄本）有1萬7千余部，居總數(shù)近三分之一，數(shù)量之多可見一斑。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宋元舊本到了明代日見稀少，為使流傳，藏書家、學問家爭相傳抄，畢竟翻刻費時費財，而抄錄則容易許多，至少能起到為古籍續(xù)命的作用。此外，明代刻書追求形式與數(shù)量而不講究校勘質量成為惡習。陸容《菽園雜記》指出當時刻書之濫，“今士習浮靡，能刻正大古書以惠后學者少，所刻皆無益，令人可厭。上官多以饋送往來，動輒印至百部，有司所費亦繁”。所謂官吏用以應酬饋贈之書，即俗稱“書帕本”，往往追求時效，不顧質量，衍奪訛誤，所在多是，后人遂有“明人刻書而書亡”的批評。這也是明代尤其是明中后期藏書家抄寫圖書風氣大開的重要因素。由于宋元舊本難覓，當時有的名家抄本轉眼亦成為孤本秘籍。清代藏書家仍然保持著抄寫稀見舊本的風氣，為適應乾嘉時代整理古籍的需要，有的刻本包括叢書本（如《知不足齋叢書》），不少是據(jù)抄本翻刻。那么我們重視抄本，重視對抄本的研究應當不言而喻的。但事實上並非如此。以明代版本研究為例，許多版本學者更為關注的是明代的印本，由于明代的印刷品不僅數(shù)量前所未有，各朝代與官私坊刻皆有各自特點，再加上活字、套印術的發(fā)展，饾版、拱花術的發(fā)明，可供研究的內容極為豐富。而論及明代抄本，專家們往往輕描淡寫，未予深入研究。其實，明代抄本大有研究之處，且不論其文獻價值，即就眾藏書名家的抄本而言，那一家不是特色鮮明，風格獨具。何況還有很多具有重要版本價值的抄本至今未詳其出處，需作個案考證。前輩冀淑英先生曾寫過《關于穴研齋抄本》一文（見陳紅彥所編《冀淑英文集》），如大家拜讀過，相信會對明抄本的認識與研究有所啟迪。因此我認為，如果不對與印本同樣活色生香的抄本作深入研究而談版本學，至少是不全面不完整的，在這方面，有許多事情要做，需要大家下苦功夫。

歷來公私藏家著錄抄本的名目繁多，茲就常見的“寫本”、“精抄本”、“影抄本”、“舊抄本”四種作相關闡述。

先說“寫本”。昔人每將寫本與稿本、抄本相區(qū)別，如唐五代以前的抄本（尤其是流傳眾多的佛經卷子本）、明清兩代官修書抄本及出自名家之手的抄本等，皆以“寫本”稱之，並見諸書目著錄。其中也有一種情況，即對稿本（主要指謄清稿本）抑或抄本未能加以辨別定奪時，版本目錄家們每每權以較為模糊的“寫本”著錄之。這種說法與著錄雖然至今仍在沿用，但從學術角度而言，尚欠嚴謹規(guī)范。相對印本，無論是稿本還是什么形式、時代的抄本，都應當歸類于寫本。當然，如果從實際出發(fā)，對各公私目錄的著錄有所了解，或者說這樣的著錄已約定俗成，不影響我們對版本的判斷，那么“寫本”這種名稱就有廣義與狹義兩種涵義了。

再說“精抄本”。這個名稱可從形式與文章內容兩方面解釋。從形式而言，紙墨講究（包括用紙風格獨特）、書藝精妙（或抄寫工整不茍）的抄本，人們每視為精抄，如官家與著名藏書家的抄本。又因為藏家重視，插架珍庋，鈐印題識，流傳有緒，復為之生色。從文字內容而言，經三復校正，令文字無訛、內容勿缺之抄本，相對普通傳抄之本，自然堪稱精抄。不過，要從文字內容評價抄本之精粗，需覓他本費時費力?？保瑏K非一時所能獲知，故編目者往往是從形式上予以認定，這種認定對于專門學問家、文獻的使用者而言可能會起誤導作用，因為他們的“精抄”理念往往與編目者不完全一致，他們主要是從文字內容角度理解抄本之精粗，所以我們在編目時要慎用“精抄”這個名稱。

所謂“影抄本”，又稱“影寫本”，系用薄而細潔白紙覆蓋在原本之上，按照原本樣式，一絲不茍地將文字、版匡、欄線、魚尾乃至刻工等影描下來，力求保持原本面目，乃有“下真跡一等”之譽。影抄本主要是指影抄宋元本，由于宋元本稀見，甚至后來失傳，影抄本綿延一線之傳，故為世人所珍重。這是明代抄本中的一朵奇葩，清代藏書家亦仿而效之。在明代及清初的影抄本中，要數(shù)常熟毛晉汲古閣的影抄本最為精美，無論紙墨與寫工質量均屬上乘，傳世品種相對也多。因此，清代孫從添《藏書紀要》、官方的《天祿琳瑯書目》乃至當今學術界許多學者都認為影抄本為毛晉所發(fā)明，“毛抄”也成了影抄本的代名詞。但這樣的認識並不確切。檢覽毛晉之子毛扆所編《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》：《李衛(wèi)公文集》下注“史臣紀家影宋抄本”；《徂徠文集》下注“宋板影抄，周石安收藏”；《祖龍學文集》下注“影宋板舊抄”；而在《杜工部集》下毛扆稱，“先君當年借得宋板，影抄一部，謂扆曰：‘世行杜集幾十種，必以此為祖，乃王原叔本也?！笨梢娫撃克浀拇蠖嗍鞘盏们叭说挠八纬荆挥挟敃r底本難得的自家所抄，才予著錄，影抄自家收藏之本則不予著錄，否則難稱“秘本”。從理論上說，早在毛晉之前的明代正嘉間既行影刻宋元本之風，那么其時必定也有影抄之本，只不過缺少實物佐證罷了。但也並非沒有蛛絲馬跡可尋。根據(jù)錢曾《讀書敏求記》、黃丕烈《士禮居藏書題跋記》等文獻記載，明正德間有蘇州藏書家柳僉字大中者，曾摹寫宋本唐人詩數(shù)十種（見葉昌熾《藏書紀事詩》）；而上海圖書館藏有柳氏手抄宋刻書棚本《澠水燕談錄》，其版式行款一依宋本，雖不若毛抄精當，但目錄后“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刊行”那條刊記抄寫得卻也神似，黃丕烈題跋明確指出，觀其行款及避諱處，當是宋本影寫者。在沒有更早資料發(fā)現(xiàn)的情況下，可以說柳氏是開了影抄風氣之先。在毛晉之后，較為著名的當推錢曾述古堂影抄本，其質量可與毛氏比肩。至于徐乾學傳是樓、鮑廷博知不足齋、黃丕烈士禮居等雖也承襲遺風，但精工終不及毛氏。關于“毛抄”我還想多說幾句。影抄本除非底本漫漶莫識，一般很少出現(xiàn)誤字，但有的毛抄卻有許多白粉填改之處，譬如寧波天一閣所藏的《集韻》便是如此。大家千萬別誤解成這是抄工筆誤的改正，而是后人（可能就是毛家）根據(jù)別本校改所致，問題是這種校改往往不作任何說明，使人摸不著頭腦，以致讀者忽略誤解。因此，遇到這種情況，得好好研究琢磨，搞清其校改的來龍去脈。

至于“舊抄本”的名稱，為過去藏書家所習用。大凡對不詳年代的抄本，約抄于乾嘉以前者通稱“舊抄”，在鑒定著錄上并不嚴謹。與之相對，抄于晚清者稱“近抄”，抄于辛亥革命以后者稱“新抄”。這與金石界著錄碑帖拓本相仿。不過，如果能確定為明代或清代某朝抄本，即直接著錄之，如果約略知道抄于雍正以前，則著錄為“清初抄本”。雖然現(xiàn)在編目著錄已不用“舊抄”這個較為含混的名稱，但我們了解了這種情況，就可以在利用舊時藏書目錄時較好地理解與把握有關信息，以作出恰當?shù)呐袛唷?/p>

二、抄本的價值

后世藏書家之所以重視抄本，亦仍然離不開版本的兩重性。

其一是文物價值。由于歷史原因，宋元以前的抄本保存至今者已稀如星鳳。諸如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《律藏初分》（抄本西涼建初年間）、上海圖書館所藏《維摩詰經》（抄于北魏神龜元年）、故宮博物院所藏唐吳彩鸞抄本《刊謬補缺切韻》、上圖所藏宋葛長庚抄本《華陽隱居真誥》等，藏家無不視為鎮(zhèn)庫之寶。而出于名家抄寫，其書法輔以精妙紙墨，自然亦是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。我國的書法藝術堪稱國粹，人們出于對書法的喜愛，從某種角度講，亦是雕版印刷發(fā)明之后抄本依然流行、受到重視的原因之一。唐五代以前的抄本，那怕出于抄胥之手，書法都極富藝術感，并具有不同時代崇尚的書法特點?？梢韵胂?，倘若粗劣的雕版印刷品，是難以取代抄本被人們所接受的。宋代刻書之所以在寫、刻、印三方面刻意講究，涌現(xiàn)出不少精品，多少也是受到抄本挑戰(zhàn)的結果。要改變人們的習慣，須有充分的影響力。因此，諸如明姚綬抄本《斗南老人詩集》（天津圖書館藏）、吳寬抄本《明太祖文》、祝允明抄本《夷堅丁志》、俞弁抄本《剡溪詩話》、清查昇抄本《八代詩揆》、繆曰藻抄本《續(xù)書譜》、鄭燮抄本《寶顏堂訂正丙丁龜鑒》、陸時化抄本《江邨銷夏錄》、紀昀抄本《御制題明世子朱載堉琴譜》等，皆具有很高的文物價值。

其二是文獻價值，即評估抄本之精粗、價值之高低，更注重其版本的文字內容。如何判斷呢？大致有這樣三種情況應當注意把握。

第一，該書是否刻印過？如果沒有印本只有抄本，而且抄本亦屬稀見，那么抄本的價值就很顯著了。譬如，清內府四色抄本《進瓜記》（藏上圖），這部明代傳奇（作者王昆玉，生卒不詳）當初是專供太上皇帝乾隆看戲時用的一個抄寫副本，既未刊刻，也不會抄第二部。歷史上有些古籍是出于類似特殊需要而編纂，只要抄寫就足敷應用，本不為了流傳，而一旦抄寫之本不傳，其文獻亦隨之亡佚，古往今來，這種令人扼腕的事情發(fā)生很多，而這部《進瓜記》能得以流傳至今，真屬幸運無比，倍見珍貴。

第二，原書雖曾刻印，但印本現(xiàn)在是否存世？如果印本已亡佚，僅賴抄本流傳，或者印本已殘缺而抄本完全，那么抄本同樣十分寶貴。譬如明姚咨抄本《春秋五論》（藏國圖），該書是宋代溫陵人呂大圭的著作，舊時有宋元刻本的記錄，但人間罕有流傳。據(jù)姚氏跋語，這個本子是他從“故編修王堯衢懋中家藏本”抄得，而王家的那部抄本早已失傳，惟賴姚氏這部抄本留存該書面目。這部書曾經范氏天一閣收藏，歷經四百多年，雖早從天一閣散出，尚能安然無恙，別說孤本堪可寶愛，就是呂大圭在九原之下也會作揖不止。又如明內府抄本《三國志》（藏上圖）六十五卷全帙，其所據(jù)底本是元大德十年（1306）池州路儒學刻本，舊時寧波天一閣曾藏有一部，今已不知所在。檢覽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，元大德本僅存六卷殘本（分藏國圖、上圖），那么這部明代皇家抄本乃現(xiàn)存保留元本舊貌最早的本子，彌足矜貴。再如清浙江歸安藏書家嚴元照（1773——1817）抄本《儀禮要義》（藏上圖），亦十分著名。在嚴氏藏書中，最為顯赫的就是宋刻本《儀禮要義》五十卷。這部宋本是他在乾隆五十六年（1791）變賣家藏古籍，共花了二十六萬錢購得，那年他只有十八歲，遭到眾人嗤笑。但世上畢竟有知音，?？奔翌櫱Ю镌跒閺埗厝市？獭秲x禮注疏》時，即據(jù)此宋本補北宋景德本《儀禮疏》之缺，並稱之為“天地間第一等至寶”。

但嚴氏是個窮書生，為了維持生計，他清楚這樣的重寶遲早要歸他人，于是先后手抄了兩部。之后各家抄本，皆從嚴氏手抄本輾轉傳抄而來。阮元?？薄妒涀⑹琛?，任事《儀禮》的徐養(yǎng)原所用的本子，也是從嚴氏抄得。果然，嚴氏后來出于無奈，將宋本賣給了阮元，轉歸皇室。如今這部宋本不可蹤跡，而他的兩部手抄本總算幸運地流傳下來，不過藏在南京圖書館的那部，在清末流入丁氏八千樓時已殘存十二卷，只有上圖這部嚴氏第一次手抄本保存完整，而且遞經盧文弨、徐養(yǎng)原、顧千里?？?，其價值可與宋本同等看待。

第三，抄本與刻本在文字上有否異同？如果抄本祖述原本，文字無訛，而刻本屬輾轉翻刻、校勘不慎甚至經過刪改，則抄本可校補刻本的不足。如宋王闢之所著《澠水燕談錄》，明商濬刻《稗海》本僅錄二百八十五條，缺失或刪節(jié)殊甚，而前面講到的明柳僉抄本則有三百余條，與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記載條數(shù)差近。又如明楊慎所著《均藻》，乾隆時四川羅江人李調元曾刻入《函海》予以通行。但校以上圖2000年購入的翁氏藏書中的清初抄本，發(fā)現(xiàn)文字頗有出入，知此書在流傳抄寫過程中已失舊觀，而這部清初抄本是迄今該書所存最早的一個本子，不失為?？贝藭囊粋€重要版本。

此外，抄本與印本、抄本與抄本之間，若版本源流不同，也值得重視。如清杭州人吳焯（1676——1733）繡谷亭抄本《玉照堂詞鈔》，雖然只收了宋張镃詞作十五首，但其中《風入松詠梔子花》、《菩薩蠻詠素馨花》、《驀山溪詠苿莉花》三首為鮑氏《知不足齋叢書》本（凡收七十六首，附《南湖集》卷十）所無，其他各首與鮑刻本也都有文字異同，可知兩本非同出一源，而繡谷亭本在先，自有其文獻與?？眱r值。

借此機會，我想對如何評價明清藏書家的抄本發(fā)幾句議論。一般而言，明清著名藏書家的抄本都被視為重要善本，大家翻檢一下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便可知道。因為以傳統(tǒng)的眼光看待，這些抄本皆具有文物與文獻價值，至少兩者居其一?？赡茉诳陀^上不是每部抄本都善，但我們要知道，這種傳統(tǒng)觀念的產生並非形而上學，而是建立在這些藏書家固有的品牌效應基礎之上。六十多年前，顧廷龍、潘景鄭兩先生鑒于識別稿、抄、校本之困難，曾著手編纂相關圖錄，以供人們借鑒，后來因借書不易而中輟，轉為編纂《明代版本圖錄初編》。在顧老去世的前一年即1997年，他知道我正按他的意愿著手編纂《中國古籍稿抄校本圖錄》，勉勵之余，送我一包舊照片以作留念。打開一看，是數(shù)十幅稿、抄、校本書影，照片雖已泛黃，卻包含兩老當年的心血，十分珍貴。

我問老人家為何未編纂成書，他說得不到明清名家如楊氏七檜山房之類抄本作書影，缺乏代表性?？梢姴貢业某驹诶陷呅哪恐械膬r值與地位。后來我在編纂過程中作過一些?？北葘?，發(fā)現(xiàn)名家抄本確實非同尋常。如檢覽館藏明楊儀七檜山房抄本《支遁集》，了解到東晉支遁（字道林）和尚的詩文原本早已失傳，現(xiàn)在人們所能看到的傳本，以此楊氏抄本為最早，成了后來抄本與刻本的祖本。難怪莫棠在題跋中激動地說，“此蓋吳下最古最著之抄本也，無意遇之，欣賞曷已！”

事實上在清代，學術界對明清藏書家的抄本作過較為客觀的評價。如孫從添在《藏書紀要》中就有如下說法：

“吳寬、柳僉、吳岫、太倉王元美、昆山葉文莊、連山陳氏、嘉興項子京、虞山趙清常、洞庭葉石君諸家抄本俱好而多，但要完全校正、題跋者方為珍重。王雅宜、文待詔、陸師道、徐髯翁、祝京兆、沈石田、王質、王穉登、史鑒、邢參、楊儀、楊循吉、彭年、陳眉公、李日華、顧元慶、都穆、俞貞木、董文敏、趙凡夫、文三橋、湖州沈氏、寧波范氏、吳氏、金陵焦氏、桑悅、孫西川，皆有抄本甚精。新抄馮巳蒼、馮定遠、毛子晉、馬人伯、陸敕先、錢遵王、毛斧季各家，俱從好底本抄錄。”

“余見葉石君抄本，校對精詳，可稱盡美。錢遵王抄錄書籍，裝飾雖華，固不及汲古閣之多而且精、石君之校而備矣?！?/p>

“明人抄本，各家美惡不一，然必有用之書，或有不同尋常之處，亦皆錄而藏之。然須細心繹，乃知其美也。吳匏庵抄本用紅印格，其手書者佳。吳岫、孫岫抄用綠印格，甚有奇書，惜不多見。葉文莊公抄本用綠、墨二色格，校對有跋者少，未對草率者多；間有無刻本者亦精?！?/p>

孫氏是康乾間人，所以僅就明代及清初藏書家的抄本進行評判，他從數(shù)量多、抄寫精、底本好、內容全、?？本?、有題跋以及無刻本流傳等多角度揭示了名家抄本的特點，對有些抄寫草率、疏于?？闭咭噙M行批評?？傮w而言，對所例舉的名家抄本的價值是予以肯定的。無論褒與貶，關鍵在于，他對這些抄本都摸過、研究過，並告誡人們，“須細心繹，乃知其美”。

但我注意到有些學者沒有摸過書就率意評論。如有一本為學生講古籍版本的書中有這樣一段話，明代“藏書家除名書法家錢谷的抄本字寫得好之外，大多數(shù)字都寫得不好，甚至極差。如茶夢齋抄本相傳是姚舜咨的手跡，也同樣抄得不好”。類似的話在其他版本學著作中也看到過。姚咨的字寫得好與否，自然是仁者見仁，智者見智。黃丕烈說姚氏手抄本“可稱三絕”（見《士禮居藏書題跋記·談助》）；常熟瞿氏說姚氏書法“古雅可愛”（見《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·南唐書》），而你說他極差，眼光不一，本無可厚非。問題在于這種說法是“相傳”，即道聽途說而來，那就不太嚴肅了。這不禁使人要問：你究竟經眼過幾部明抄本？是否識得姚咨手跡？就說茶夢齋抄本吧，並非皆姚咨手抄，有的是出于門人之手，也有同一部由姚咨與門人分別寫的情況（譬如上圖藏《詩集傳名物鈔音釋》，卷前吳師道序為姚咨手抄，正文系門人所抄）。如果不把客觀情況搞清楚便妄加評論，是會鬧出笑話的。而自己沒有經驗，將別人的著述東抄西湊編成教材為學生講課，豈不是誤人子弟？

三、抄本的鑒定

我在講稿本的時候已說過，鑒定寫本（即稿、抄、校本）比鑒定印本要難，是因為難在寫本個性突出，少有規(guī)律可尋，所以更強調實踐經驗，在實踐中琢磨，取得認知。紙上談兵對初學者而言，會有云里霧里的感覺。姑且根據(jù)自己的經驗談一下有關明清抄本的鑒定。

1、書法字體。時代有時代的風氣，個人有個人的特點。抄本的代風氣其實與刻本有相似之處。如明代前期承繼元代流行趙孟頫書體遺風；明代中期仿宋刻本的字體，在明抄本中亦時有出現(xiàn)；而萬歷寫刻本的字體實際上就是明末書法風氣的反映（當然亦有異同變化），抄本亦每如是。而清代的抄本尤其是精抄本，其字體與康、雍、乾三朝的寫刻本多同，即所謂“館閣體”。所以從書法的時代風氣鑒別明清抄本可借助刻本進行比較，只是刻本經過施刀，字體不那么自然。這是就一般抄本大致而言。但是對富于個性化的抄本如名家手抄本的鑒定，那就要下大功夫，逐家進行辨識，雖然諸如明代吳門書派對地域抄本書法有所影響，但即便蘇州地區(qū)的各家抄本也是不一樣的。因此除了抄本本身之外，還要借助其他墨跡資料（如書作、題跋、尺牘等及其相關影印文獻）熟悉名家手跡。我看到不少有關版本學的書講到抄本的書體，都說明抄本字體飄逸、書法自然，清抄本工整秀麗、書寫規(guī)矩。我也說過這樣抽象的話。但如果不懂點書法，難以體會。不要說看抄本，即便看到刻本也會指鹿為馬。顧廷龍先生在教授我們學習版本鑒定時多次告誡，鑒定版本以稿抄校本為最難，要多看名家手跡，同時又要練習書法，以熟悉各時代的書法風氣。並說自己所以習書唐以前寫經之體，就是為了鑒定現(xiàn)存各時代手寫經卷的需要。很慚愧，我沒能做到顧老的要求，總以缺乏藝術細胞原諒自己。但在多看手跡這一點上我作過努力。譬如臺灣央圖出版的《善本題跋真跡》，我置于案頭經常翻閱，很有幫助。確實，如不重視各家手跡，即使精于鑒定的版本專家也會失誤，不用說初學者了。譬如上圖所藏清錢氏潛研堂抄本《中興館閣錄》，其中《續(xù)錄》卷一、卷七監(jiān)修國史官至著作郎前半部分及卷八前半部實為錢大昕手抄，又經黃丕烈手校，而楊守敬居然疏忽錯過。其題跋云：“憶此書前年（1884）在上海醉六堂書店余曾見之，以索價稍昂未購。當時匆匆閱過，實不知為竹汀手抄、蕘圃手校之本也。今為顧卿所得，出以示余，如寐初覺，始嘆‘伯樂一過冀北遂無良馬’未易言也?！庇嗉五a則說：“鑒藏書籍，于前人抄校之本，茍不識其手跡，而第檢所著目錄、題跋以為據(jù)，未有不失之交臂者?！眱晌磺拜吘捅嬲J手跡的不易與重要，講了這番發(fā)自內心、實事求事的話，使我深受教益。

2、紙張。即便在明清兩代，紙張的名目也很多，但就其用紙質地而言，不外乎棉紙與竹紙兩種。我們現(xiàn)在所看到的白棉紙抄本，大都為明抄，但在明末，不乏用竹紙抄書者。這與刻印本用紙情況是一樣的，如嘉隆間白棉紙印本頗為常見，而萬歷以后印本則竹紙居多。清代有所謂毛邊紙、毛太紙、開化紙（亦稱桃花紙）、開化榜紙、連史紙等名目，實際上都屬竹紙類，只不過制作工藝有精粗罷了。區(qū)別棉紙與竹紙並不太難，而不能忽略的是，明清兩代藏書家往往有各自專門抄書用紙，我們應當熟悉，這對鑒定抄本很有幫助。在此不避煩瑣，將一批藏書家專用紙的特征列表附錄。需作說明的是，雖然這個表格可用以鑒定抄本的參考，但如一味憑信，恐亦有誤，因為藏書家的專用抄稿紙也有借用或贈送之例；而要仿冒也就是翻雕一塊木板的事情，十分容易。所以除了細心辨認外，還要結合書體風格、印章等方面綜合鑒別。

3、印章。通過印章不僅可以了解藏書源流，更可大致鑒定抄本的時代乃至誰家所抄。譬如鈐有明代人的印章，該本至少不會抄在清代；而影抄本鈐有毛晉父子常用的印章，多半便是毛抄了。借助印章鑒定版本，有兩點需把握，但並不容易：一是識讀印文。雖然印文大多用小篆，但也有用金文，或者出現(xiàn)並不規(guī)則的變體、省體，參考書雖有《說文解字》、《六書通》及各種金文字典等，但需要下功夫，要留意揣摩明清時代的篆刻藝術風格，並結合相關藏書家、校勘家及專門學問家的生平文獻資料予以認定。二是能夠辨別偽印。常見加蓋偽印的情況有：在新抄本上加蓋前人印章以冒充舊抄本；在抄本上加蓋作者的印章以冒充稿本；在過錄批校題跋本上加蓋批校題跋者的印章以冒充真跡。這些加蓋的印章絕大多數(shù)是偽刻的；也有個別雖是真印，但它是后人覓得后加蓋的，與原書的實際情況不符。這種偽印雖然大多制作拙劣，材料甚至是木質的，所用印泥亦差，但對于接觸古籍不多，對一般著名藏書家、?？奔摇W者的手跡、印章不熟悉的人而言是較難辨識的，這也是稿抄校本比刻本更難鑒別的因素之一。這就要求我們在工作中注意研究歷代各種公私印章的式樣、印文的風格、鈐印的規(guī)律以及印泥的質量與顏色。尤其對著名藏書家、?？奔遗c學者的印章要熟悉，因為作偽者往往利用偽造名家印章牟利。大家可以結合工作實際，多翻閱各種印譜，將各種書影、印譜中的印章與書目中所記錄的印章相互比較、印證，將已知的真、偽印章進行比對，有助于提高印章的辨識能力（但要注意，有的藏書家印譜系經描潤，與實物有差異，不能以之為準）。當然，這要有一個反復實踐的過程與經驗的積累。對初學者來說，向行家、前輩請教，往往能及時解決眼前面臨的問題，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（不過說老實話，我也有印文不識的情況）。必須指出，印章只是鑒定版本的一個旁證，也有舊抄本（或舊刻本）蓋有偽章的，這就不能因為印章偽而否定書的本身價值。因此，要對原書本身作全面分析，這是在鑒定版本中是始終不能忽略的。

4、諱字。利用避諱字鑒定抄本，主要留意清代尤其是康、雍、乾三朝，明代抄本避諱不嚴。譬如清代避康熙帝玄燁諱、乾隆帝弘歷諱，人們即以“玄”字是否缺筆或改為“元”字、“弘”字是否缺筆或改為“宏”字來判斷該本是抄在清初抑或之后、是舊抄還是新抄。不過也要注意兩種情況：一是影抄本往往保留原本的諱字，如“玄”字，宋代亦避諱。二是有的抄本原本“玄”、“弘”“寧”字缺筆，后人為冒充舊抄，添上所缺之筆，這就需要根據(jù)書法、黑色仔細辨認。

5、題識跋語。有的抄本卷末有抄書者題識，交待了抄寫的時間、地點、抄寫者姓名乃至底本來源，這是鑒別抄本的直接依據(jù)。也有的抄本經同時人或后人題跋，對抄本的相關情況也有介紹，鑒定並不困難。但這同樣有一個書體字跡的認定問題，前面已講過，不再贅言。

最后再談一點體會。二十多年前我在主持編制上圖普通古籍目錄時，顧老曾要求我將百數(shù)十萬冊普通書都能摸一遍，關照要特別注意稿抄校本，因為上圖自1958年四館合併后，普通古籍未有系統(tǒng)整理過。這項編目工作做了整整十年，因仍存在不少問題，未敢將目錄出版公諸于世，僅抄就一套卡片讓讀者檢索。但我在工作中鍛煉了眼力，先后發(fā)現(xiàn)了清臧庸稿本《韓詩遺說》、黃丕烈校跋本《青城山人詩集》、勞權勞格兄弟手抄本《近光集》、《扈從詩》等一批善本，備感欣慰。這種經驗絕不是從課堂或書本上能夠獲得的。因此，大家如果真有興趣，愿意坐冷板凳，孜孜以求做好古籍普查工作，一定也會有所收獲，既增長了才干，又為這項宏偉大業(yè)作出貢獻，實在是樁其樂無窮的事。

明清藏書家稿抄本用紙?zhí)卣鞅?/p>

序號

姓名

字號

生卒

籍貫

室名

特征

葉盛

與中

1420-

1474

昆山

菉竹堂

版心鐫有“菉竹堂”三字。

吳寬

原博

1435-

1504

長洲

叢書堂

黑格10行，白口，無魚尾，左右雙邊，版心中間鐫有“叢書堂”三字?？?7.7×12cm。

文征明

衡山

1470-

1559

長洲

玉蘭堂

匡外鐫“玉蘭堂錄”四字。

姚咨

舜咨

1495-

1564

無錫

茶夢齋

黑格10行，白口，無魚尾，左右雙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茶夢齋抄”四字?？?7.6×12cm。

黑格10行，黑口，左右雙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錫山姚氏茶夢齋編”八字?？?7.2×14.3cm。

楊儀

夢羽

常熟

七檜山房

藍格10行，白口，單魚尾，左右雙邊，版心上方鐫有“嘉靖乙未七檜山房”八字?？?0×14cm。

范欽

堯卿

1506-

1585

鄞縣

天一閣

藍格10行,白口, 無魚尾，四周單邊?？?1.1×14.3cm。

唐順之

應德

1507-

1560

武進

純白齋

黑格10行,白口，單魚尾，四周雙邊，版心下鐫有“純白齋”三字?？?0.5×13.1cm。

范大澈

子宣

1524-

1610

鄞縣

臥云山房

黑格10行，白口，無魚尾，左右雙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臥云山房”四字?？?8.8×13.3cm。

秦汴

思宋

無錫

繡石書堂

黑格10行，白口，無魚尾，四周單邊，版心上方鐫有“繡石書堂”四字。匡19.2×11.8cm。

秦柄

汝操

無錫

雁里草堂

黑格11行，白口，無魚尾，四周單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雁里草堂”四字。匡20×14cm。

沈與文

辨之

吳縣

野竹齋

黑格10行,白口,雙魚尾,四周單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野竹齋錄”四字。匡19.2×14.7cm。

野竹齋

匡外鐫有“吳郡野竹齋沈辨之制”九字。

王肯堂

宇泰

金壇

郁岡齋

黑格11行，白口，單魚尾，四周單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郁岡齋藏書”五字?？?0. 6×14cm。

秦四麟

酉巖

常熟

又玄齋

藍格9行，白口，無魚尾，四周單邊，版心上方鐫有“又玄齋”三篆字。匡17.7×13.8cm。

版心鐫有“致爽閣”三字或“玄覽中樞”四字。

謝肈淛

在杭

長樂

小草齋

黑格10行，白口，無魚尾，左右雙邊，版心上方鐫有“小草齋抄本”五字?？?9.5×12.7cm。

呂坤

書簡

1536-

1618

寧陵

了醒亭

版心鐫有“了醒亭”三字。

梅鼎祚

禹金

1553-

1619

宣城

東壁樓

藍格，版心鐫有“東壁樓”三字。

祁承（“火+業(yè)”）

爾光

1563-

1628

山陰

淡生堂

藍格10行，白口，無魚尾，四周單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淡生堂抄本”五字。匡21.5×15.5cm。

曹學佺

能始

1574-

1646

侯官

曹氏書倉

黑格，版心鐫有“曹氏書倉”四字。

鈕緯

石溪

會稽

世學樓

黑格10行，白口，無魚尾，四周單邊，版心下鐫有“世學樓”三字。匡18.2×12.7cm。

錢謙益

牧齋

1582-

1664

常熟

絳云樓

黑格或綠格，版心鐫有“絳云樓”三字。

錢謙貞

？-

1646

常熟

竹深堂

版心鐫有“竹深堂”三字。

毛晉

子晉

1599-

1659

常熟

汲古閣

版心鐫有“汲古閣”三字，匡外有“毛氏正本汲古閣藏”八字。

祁彪佳

幼文

1602-

1645

山陰

遠山堂

黑格10行，白口，無魚尾，四周單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遠山堂抄本”五字?？?1.3×15cm。

金俊明

孝章

1602-

1675

吳縣

春草閑房

無行格。鈐有“金俊明印”白文方印、“孝章”朱文方印、“春草閑房印記”朱文長方印。

馮舒

巳蒼

常熟

空居閣

黑格，版心鐫有“空居閣”三字?；蛟诳锿忡潯榜T氏藏本”、“馮氏家藏”字樣。

曹溶

潔躬

1613-

1685

平湖

倦圃

黑格8行，白口，單魚尾，四周單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檇李曹氏倦圃藏書”八字?？?1×11.3cm。

葉樹廉

石君

常熟

樸學齋

匡外鐫有“樸學齋”三字。

錢曾

遵王

1629-

1701

常熟

述古堂

黑格11行，白口，左右雙邊，匡外左上方寫有“虞山錢氏述古堂藏書”九字。匡23.7×17cm。

徐乾學

健庵

1631-

1649

昆山

傳是樓

黑格，細黑口，雙魚尾，左右雙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傳是樓”三字。匡19×14.2cm。

熊賜履

敬修

1635-

1709

孝感

下學堂

黑格10行，白口，單魚尾，四周雙邊，版心上方鐫有“下學堂”三字。匡21.6×15.2cm。

汪森

晉賢

1653-

1726

休寧

裘杼樓

黑格8行，白口，單魚尾，四周雙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裘杼樓”三字?？?7×10.5cm。

汪文伯

季青

休寧

摛藻堂

黑格10行，細黑口，雙魚尾，左右雙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摛藻堂”三字?？?0×14cm。

龔翔麟

天石

1658-1733

仁和

玉玲瓏閣

黑格10行，白口，無魚尾，四周單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玉玲瓏閣抄本”六字?？?0.1×14.8cm。

馬思贊

寒中

海寧

紅藥山房

黑格10行，白口，單魚尾，左右雙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紅藥山房鈔本”三字?？?9×13.7cm。

金檀

星軺

約

1660-

1730

桐鄉(xiāng)

文瑞樓

黑格11行，白口，單魚尾，左右雙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文瑞樓”三字。匡19.5×13.3cm。

王聞遠

聲宏

1663-

1741

蘇州

孝慈堂

無欄格。鈐有“王蓮涇抄書記”白文長方印。

黑格10行，黑口，單魚尾，四周單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龍池山房秘本”六字?？?8×12.5cm。

吳允嘉

石倉

錢唐

四古堂

黑格，無行線，白口，雙魚尾，四周單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四古堂”三篆字?？?7.7×12.2cm。

吳焯

尺鳧

1676-

1733

錢唐

繡谷亭

黑格10行，白口，單白魚尾。四周單邊，匡外左下方鐫有“錢塘吳氏繡谷亭抄”八字。匡20×13.6cm。

吳城

甌亭

錢唐

繡谷亭

黑格9行，白口，單魚尾，左右雙邊，匡外左下方鐫有“繡谷亭續(xù)藏”五字?？?7×12.3cm。

蔣繼軾

西圃

江都

賜書樓

黑格9行，白口，無魚尾，左右雙邊?？锿庥蚁路界澯小百n書樓鈔”四字。

趙昱

功千

1689-

1747

仁和

小山堂

黑格10行，白口，單魚尾，匡外左下方鐫有“小山堂抄本”五字?？?1.2×14.5cm。

鄭燮

板橋

1693-

1765

興化

橄欖軒

藍格9行，白口，單魚尾，版心下方鐫有“橄欖軒”三字。匡18×12.7cm。

惠棟

定宇

1697-

1758

長洲

紅豆齋

黑格10行，黑口，單魚尾，四周雙邊?？锿庾笙路界澯小凹t豆齋藏書鈔本”七字?？?9.1×14.1cm。

馬曰璐

半槎

1701-

1761

揚州

小玲瓏山館

黑格10行，細黑口，單魚尾，版心下方鐫有“小玲瓏山館鈔本”七字?？?8.1×12.2cm。

顧楗

肈聲

1703-

1767

長洲

善耕顧氏文房

黑格10行，白口，雙魚尾，左右雙邊，匡外左上方鐫有“善耕顧氏文房”六字。匡20.5×14cm。

魚元傅

虞巖

1704-

1768

昭文

閑止樓

黑格10行，白口，單魚尾，左右雙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閑止樓藏書”五字。匡19.8×12.5cm。

全祖望

紹衣

1705-

1755

鄞縣

雙韭山房

黑格，版心下方鐫有“雙韭山房”四字。

盧文弨

弓父

1717-1795

余姚

抱經堂

黑格11行，白口，單魚尾，四周雙邊，匡19×12.5cm。鈐有“抱經堂寫校本”朱文長方印。

汪憲

千陂

1721-

1771

仁和

振綺堂

版心下方鐫有“振綺堂”三字。

王昶

德甫

1725-

1806

青浦

經訓堂

黑格10行，白口，單魚尾，左右雙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經訓堂王氏”五字。匡16×11.5cm。

張位

立人

長洲

青芝山堂

黑格10行，黑口，單魚尾，左右雙邊，匡外右下方鐫有“青芝山堂鈔書”六字。匡18.4×11.1cm。

鮑廷博

淥飲

1728-

1824

歙縣

知不足齋

黑格10行，黑口，雙魚尾，左右雙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知不足齋正本”六字?？?7.7×11.5cm。

清風萬卷堂

黑格10行，白口，無魚尾，左右雙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清風萬卷堂藏書鮑廷博以文手?！笔淖?。匡19×13.4cm。

困學齋

黑格10行，細黑口，無魚尾，左右雙邊，匡外左下方鐫有“鮑氏困學齋”五字?？?8.2×12.8cm。

朱筠

笥河

1729-

1781

大興

椒花唫舫

黑格10行，單魚尾，四周雙邊，版心下鐫有“椒花唫舫”四字。匡18.1×13.4cm。

彭元瑞

云楣

1731-

1803

南昌

知圣道齋

黑格，無行線，白口，單魚尾，四周雙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知圣道齋鈔校書籍”八字?？?8.8×13.3cm。

洪亮吉

北江

1736-

1809

陽湖

更生齋

黑格10行，四周雙邊，雙魚尾，版心上方鐫有“更生齋”三篆字。

余集

蓉裳

1738-

1836

仁和

秋室

黑格10行，白口，單魚尾，左右單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秋室居士手抄”六字。

倪模

迂存

1750-

1825

望江

經鉏堂

綠格9行，白口，單魚尾，左右雙邊，匡外左下方有“經鉏堂校錄”五字；又一種四周單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經鉏堂重錄”五字?？?5.8×12.2cm。

孫星衍

淵如

1753-

1818

陽湖

平津館

黑格13行,白口,雙魚尾,左右雙邊,版心下方鐫有“平津館”三字?？?9.3×15cm。

王宗炎

以除

1755-

1826

蕭山

十萬卷樓

藍格11行，黑口，單魚尾，左右雙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十萬卷樓鈔本”六字。匡19.5×13cm。

錢泳

立群

1759-

1844

金匱

綠格10行，白口，左右雙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錢氏寫經樓”五字?？?3.1×11.9cm。

王紹蘭

南陔

1760-1835

蕭山

知足知不足館

黑格10行，白口，單尾，四周雙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知足知不足館鈔本”八字?？?8×13.3cm。

嚴可均

鐵橋

1762-

1843

烏程

四錄堂

紅格，白口，雙魚尾，左右雙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四錄堂校鈔本”六字。

袁廷梼

綬階

1764-

1810

吳縣

貞節(jié)堂

藍格，無行線，黑口，單魚尾，版心下方鐫有“袁氏貞節(jié)堂鈔本”七字?？?9.5×13.5cm。

瞿紹基

厚培

1772-

1836

常熟

恬裕齋

黑格10行，黑口，雙魚尾，左右雙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恬裕齋”三字，匡外左上方鐫有“海虞瞿氏藏本”六字?？?8.7×13.4cm。

寶恩堂

左右雙邊，版心鐫有“寶恩堂”三字?？?8.4×12.8cm。

瞿啟甲

良士

1873-

1940

常熟

鐵琴銅劍樓

黑格10行，白口，單魚尾，左右雙邊。版心下方鐫有“海虞瞿氏鐵琴銅劍樓鈔本”十一字，匡外左下方鐫有“臣瞿啟甲呈進”六字?？?6.6×12cm。

錢天樹

子嘉

平湖

味夢軒

黑格11行，白口，無魚尾，四周單邊，版心上方鐫有“味夢軒手抄”五字?？?8.4×12.5cm。

顧錫麒

敦淳

太倉

〓（“讠+叟”）聞齋

黑格10行，黑口，單魚尾，四周雙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〓（“讠+叟”）聞齋”三字，匡外左上方書耳內鐫有“太倉顧錫麒添補寫定續(xù)經解”十二字?？?8.5×13.3cm。

陸芝榮

香圃

蕭山

三間草堂

藍格10行，黑口，雙魚尾，左右雙邊，匡外左下方鐫有“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”九字?？?8.4×12.7cm。

三間草堂

黑格10行，黑口，雙魚尾，左右雙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三間草堂鈔傳秘冊”八字。匡18×12.7cm。

杜春生

禾子

山陰

知圣教齋

黑格10行，細黑口，單魚尾，左右雙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山陰杜氏抄本知圣教齋藏書”十二字?？?9×12.7cm。

陳焯

映之

烏程

湘管齋

黑格，匡外左上方鐫有“穎川中子書”五字，匡外左下方鐫“湘管齋珍秘”五字。

溫日（ “钅+監(jiān)”）

鐵花

烏程

拾香草堂

藍格12行，白口，單魚尾，四周單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拾香草堂”四字?？?8.8×14cm。

姚椿

春木

1777-

1853

婁縣

通藝閣

藍格10行，黑口，單魚尾，四周單邊，匡外左下方鐫有“通藝閣校錄”五字?？?0.1×13.2cm。

沈復粲

霞西

1779-

1850

山陰

鳴野山房

黑格10行，黑口，無魚尾，左右雙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鳴野山房抄存”六字?？?8.2×12.4cm。

葉志詵

東卿

1779-

1863

漢陽

平安館

藍格9行，白口，無魚尾，四周雙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漢陽葉氏平安館寫”八字?？?7.5×11.3cm。

藍格，細黑口，單魚尾，四周雙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漢陽葉氏寫本”六字?？?8.8×13.3cm。

貝墉

簡香

1780-

1846

吳縣

千墨葊

藍格9行，細黑口，單魚尾，四周雙邊，匡外左下方鐫有“平江貝氏千墨葊鈔藏本”十字?？?9×13.5cm。

徐松

星伯

1781-

1848

大興

治樸學齋

綠格10行，白口，無魚尾，四周單邊，匡外右下方鐫有“治樸學齋著錄”六字，匡外左下方鐫有“星伯書”四字?？?0.3×13cm。

張海鵬

若云

昭文

照曠閣

黑格9行,細黑口,無魚尾,左右雙邊,版心下方鐫有“照曠閣”三字?？?9.3×12.7cm。

張金吾

月霄

1787-

1825

昭文

詒經堂

黑格10行,版心下方鐫有“詒經堂”三字，匡外左上方鐫有“昭文張金吾寫定續(xù)經解”十字。

羅以智

鏡泉

？-

1860

錢唐

恬養(yǎng)齋

綠格12行，白口，單魚尾，版心上方鐫有“恬養(yǎng)齋偶抄”五字?？?8.9×13.2cm。

方履篯

彥聞

1790-

1831

陽湖

萬善花室

藍格11行，黑口，單魚尾，左右雙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萬善花室手錄本”七字?？?9.7×12.2cm。

葉廷琯

調生

1791-

1861

吳縣

楙花庵

綠格10行，白口，無魚尾，左右雙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楙花庵鈔本”五字?？?7.2×11.8cm。

劉喜海

燕庭

1793-

1852

諸城

嘉蔭簃

藍格9行，白口，單魚尾，版心中間鐫有“嘉蔭簃寫書”五字?？?1.4×11.4cm。

嘉蔭簃

藍格8行，白口，單魚尾，左右雙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東武鎦氏嘉蔭簃鈔書”九字?？?0.5×10.3cm。

味經書屋

藍格10行，黑口，單魚尾，四周單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味經書屋鑒藏書籍”八字，匡外左下方鐫有“東武劉燕庭氏校鈔”八字?？?8.6×12.6cm。

顧沅

湘舟

？-

1840

吳縣

藝海樓

藍格10行，白口，雙魚尾，左右雙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藝海樓”三字?？?0.5×12.3cm。

何紹基

子貞

1799-

1873

道州

東洲草堂

藍格12行，白口，四周雙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東洲草堂”四字?？?0.8×16cm。

錢熙祚

錫之

1801-

1844

金山

守山閣

綠格10行，白口，單魚尾，左右雙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守山閣”三字。匡18.8×12.3cm。

張成孫

彥惟

1802-

？

武進

端虛勉一之居

藍格11行，白口，單魚尾，左右雙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端虛勉一之居”六字?？?7.8×12.9cm。

章全

益齋

嘉興

藤花吟館

黑格，白口，無魚尾，左右雙邊。前有“藤花吟館樷書”朱文戳記，末有“益齋手抄本”朱文戳記。

姚覲元

彥侍

歸安

咫進齋

黑格12行，黑口，雙魚尾，左右雙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咫進齋鈔本歸安姚氏藏”十字?？?7.8×12.3cm。又有綠格13行，版心鐫有“咫進齋”三字。

100

莫友芝

郘亭

1811-

1871

獨山

影山草堂

綠格，匡外鐫有“影山草堂”四字。

101

蔣光煦

生沐

1813-

1860

海寧

別下齋

綠格10行，黑口，雙魚尾，左右雙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別下齋校本”五字?？?8×12.1cm。

102

徐時棟

柳泉

1814-

1873

鄞縣

煙嶼樓

紫格10行，黑口，雙魚尾，左右雙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煙嶼樓初本”五字?？?9×13.1cm。

103

瞿世瑛

良玉

約

1820-

1890

錢塘

清吟閣

黑格10行，黑口，雙魚尾，左右雙邊，匡外左下方鐫有“清吟閣寫本”五字?？?8.8×12cm。

104

王韜

弢園

1828-

1897

長洲

弢園

藍格9行，黑口，單魚尾，四周雙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弢園精抄本遯叟手校過”十字。匡19.5×12.3cm。

105

趙宗建

次侯

1828-

1900

常熟

非昔軒

黑格10行，黑口，雙魚尾，左右雙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非昔軒抄書”五字?？?7.7×9.6cm。

106

方功惠

柳橋

1829-

1899

巴陵

碧琳瑯館

黑格11行，白口，單魚尾，四周雙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碧琳瑯館抄書”六字。匡18.5×13.3cm。

107

潘祖蔭

伯寅

1830-

1901

吳縣

滂喜齋

紅格12行，黑口，單魚尾，左右雙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滂喜齋”三字?？?1.7×16cm。

108

譚獻

復堂

1830-

1901

仁和

復堂

綠格10行，黑口，雙魚尾，四周雙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復堂類集之”字樣。

109

傅以禮

節(jié)子

會稽

長恩閣

黑格11行，細黑口，雙魚尾，左右雙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大興傅氏長恩閣抄本”九字?？?7×10.1cm。

110

孔廣陶

鴻昌

1832-

1890

南海

岳雪樓

無行格，卷端有“孔氏岳雪樓影抄本”朱文戳記一條。

111

丁丙

嘉魚

1832-

1899

錢唐

嘉惠堂

黑格11行，黑口，無魚尾，左右雙邊，匡外左下方鐫有“嘉惠堂抄本”五字?？?5.1×11.1cm。

112

正修堂

黑格9行，四周單邊，版心下方寫有“正修堂鈔本”五字?？?9.9×13.9cm。

113

當歸草堂

紅格，黑口，單魚尾，左右雙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當歸草堂”四字?？?8.2×13.2cm。

114

周星詒

巳翁

1833-

1904

山陰

勉熹堂

綠格11行，黑口，左右雙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祥符周氏勉熹堂校錄本”十字，匡外左右鐫有“卷板行字”字樣?？?6.5×11cm。

115

戴望

子高

1837-

1873

德清

長留閣

黑格12行，黑口，無魚尾，四周單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長留閣正本德清戴氏”九字?？?7.8×12.8cm。

116

汪鳴鑾

柳門

1839-

1907

錢塘

郋亭

綠格9行，白口，單魚尾，四周雙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郋亭寫本”四篆字?？?7.5×12.5cm

117

潘鐘瑞

麟生

吳縣

香禪精舍

綠格10行，白口，版心下方鐫有“香禪精舍藂稿”六字?？?7×12.3cm。

118

姚振宗

海槎

1842-

1906

山陰

師石山房

黑格9行，黑口，單魚尾，四周雙邊，版心下方有陰文“師石山房抄本”六字?？?8.4×12cm。

119

莫棠

楚生

獨山

經香閣

黑格10行，黑口，雙魚尾，四周雙邊，匡外右上方鐫有“經香閣”三字，匡外右下方鐫有“獨山莫氏寫本”六字。匡21.7×14.5cm。

120

繆荃孫

筱珊

1844-

1919

江陰

云輪閣

黑格12行，黑口，單魚尾，四周單邊，匡外左下方鐫有“云輪閣鈔”四字?？?9.2×15cm。

121

藕香簃

藝風堂

黑格10行，白口，雙魚尾，左右雙邊，匡外左下方鐫有“藕香簃鈔”四字?？?7.5×13.2cm。又一種版心鐫“藝風堂”三字。

122

袁昶

爽秋

1846-

1900

桐廬

漸西村舍

綠格，無行線，白口，單魚尾，四周單邊，版心上方鐫有“漸西村舍”四篆字，版心下方鐫有“陳郡袁氏”四篆字?？?8.8×13.3cm。

123

陶濬宣

心云稷山

1846-

1911

會稽

稷山讀書樓

綠格9行，白口，單魚尾，博古欄，版心下方鐫“心云輯錄”四字，或鐫“稷山讀書樓”五字。

124

葉昌熾

鞠裳

1849-

1917

長洲

五百經幢館

綠格10行，白口，單魚尾，四周雙邊。版心下方鐫有“五百經幢館”五字?？?8.2×12cm。

125

沈汝瑾

石友

1858-

1917

常熟

鳴堅白齋

綠格10行，白口，單魚尾，四周雙邊。版心下方鐫有“鳴堅白齋”四字?？?8.2×12cm。

126

徐坊

士延

1864-

1916

臨青

歸樸堂

藍格10行，白口，雙魚尾，匡外左下方鐫有“臨青徐氏歸樸堂藏本”九篆字。匡17.8×12cm。

127

張元濟

菊生

1866-

1959

海鹽

涉園

藍格10行，黑口，雙魚尾，匡外左上書耳鐫有“海鹽張氏涉園文房”八字?？?9.9×11.5cm。

128

徐維則

仲咫

1867-

1919

會稽

鑄學齋

紅格12行，黑口，三魚尾，左右雙邊，匡外左下方鐫有“鑄學齋抄本”五字?？?8.8×13cm。

129

鑄學齋

黑格10行，白口，單魚尾，左右雙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會稽徐氏鑄學齋藏本”九字?？?8×11.8cm。

130

徐乃昌

積馀

1868-

1936

南陵

積學齋

綠格11行，黑口，雙魚尾，左右雙邊，匡外右上方書耳鐫有“積學齋藏”四字。匡15.9×11.1cm。

131

鄧邦述

正（外“門”內“音”）

1868-

1939

江寧

群碧樓

藍格11行，白口，單魚尾，四周雙邊，版心下方鐫有“群碧樓”三字?？?9.8×15.5cm。

132

綠格13行，版心下方鐫有“鄧氏家塾本”五字。

133

楊寶鏞

序東

1869-

1917

元和

篴盦

紅格11行，黑口，單魚尾，左右雙邊，版心中間鐫有“篴盦題跋”四字?？?8.6×13.4cm。

134

李之鼎

振唐

南城

宜秋館

黑格10行，白口，雙魚尾，左右雙邊，匡外左下方鐫有“宜秋館精抄本”六字?？?7.5×13.2cm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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